此外，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不管哪一个皇帝上台,都沿用的是固有的典章制度,即使是外族入侵,也必然归化于中国的国家形态或政体。关于十恶，大著写道：‘十恶是对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的惩处,‘八议是在对各种社会关系恶的对立的惩处中彰显其道德感召,两者异曲而同工,都是在法律的关系中高扬道德的旗帜。

如果深究起来，这一论断是有待商榷的：‘对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在何种意义上是‘法律的形式性规定？道德和权利又在何种意义上属于法律的‘内容性规定？‘道德与权利中恶的行为意指为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几句断语就可以打发过去的。这也是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唯一永续不断文明的外在表现,按我的分析和理解,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精华---道、民本、尚贤、大一统---在起作用。您没有感受到吗?三、关于对西式民主（特别是民主本身）的评价的反诘您对我的民主态度感到讶异,这我不奇怪,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极少数。中华法系还有未来？你不是开玩笑吧。信念性的立场，也许能够为市民社会中的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罗尔斯语）的丰富做贡献，但却没有进入公共商谈（public discourse）的领域，无法具备指涉并介入实践的思想力量。

对于批评,中国有句老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您可能会说,这不就是民主吗?我却说不,这是集思广议,寻求真理,接受广泛的监督,形成正确的意见,加以实施。对于特区立法的存在价值以及制度前景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根据基本法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长官和特区行政机关在决定政策和处理对外事务方面拥有广泛的职权。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如果大湾区建设只涉及一般的中央地方关系，则其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将相对简单。再有，究竟一项权力应当还是不应当由全国人大行使，需要一个终极的裁决者。这不仅是对于内地的国家机构和公民是鲜明的政治指引，对于港澳同样有意义。

第一，区分内地与港澳的标准是地理空间，即区域。[33] 参见王万里：《从域外经验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法治统合问题》，载《港澳研究》2018年第3期。

[42] 参见肖蔚云、傅思明：《港澳行政主导政制模式的确立与实践》，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3期。对于内地这一经济体，国家本没有设立相应的政权机构。这就是邓小平为何说，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如果仍采用两步走程序，一事一议，会大大延宕它们的出台。

无论如何，稳健的中央特区关系是处理好内地港澳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广东省政府签订这类协议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政策，尚待法律予以明确。[15]也有的学者说：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难以一一例举。宪法中与我们认识和处理当前问题最相关也最关键的条款，是第一、二、三、五条。

[34] 参见朱景文：《欧盟法对法律全球化的意义》，载《法学》2001年第12期。有趣的是，在国内法上，内地这一经济体，或者说，由CEPA协议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所界定的这个行政区域，恰恰是一国两制理论和两基本法反向构造出来的。

港澳经济将保持并继续提升活力。过去，我国涉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的跨域合作协议，一般由中央政府部门（或最高人民法院）与特区政府共同签署。

在实践中，全国人大任何行使第六十二条第十六项职权的行为，都可以被理解为他已经完成了合宪性判断，他认为该权力应当由他本身来行使。而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的谈话和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则主要阐述了他对于中央特区关系的论断。对于港澳方面来说，则是为基本法所保障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即所谓的高度自治权。当然，其落实于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在内地和港澳仍有差别。[48] 姚魏指出，澳门基本法虽然没有规定行政长官所制定行政法规和立法会所制定法律的位阶关系，但根据法律优位原则宜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在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和规划法规尚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间往往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进行跨省、跨市县合作。

过去，我国的国际法学界曾经对港澳特区是否拥有单独缔约权做过讨论。[10]无论身处港澳还是上海、深圳，身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都要爱祖国、爱香港（澳门），这是一国两制所提出全国统一的要求。

过去的跨域合作协议先后创设了某些协调机构和工作机构。大湾区建设也始终需要中央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协调。

我国宪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职权是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各项工作，即便没有限制跨域合作，至少也没有授权地方政府得任意为之。1.广东省政府作为内地主要代表内地方面与港澳特区政府过去签订的协议，除司法互助协议由两基本法明文确定签约主体之一是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外，多是由中央政府部门出面的。

[2]其在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中更是各有侧重。此时，支撑行政长官政策决定权的基本法条款将不再适用。[50]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第1条规定，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众所周知，国家商务部和香港特区财政司于2003年6月29日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50] 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问题》，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宪法第一、二、三、五条是大湾区规则体系的根本所在。

针对西九龙站相关协议，要先订立再批准，而非直接授权给香港特区或者广东省，恰恰是因为中央政府还需要监督香港特区政府行使权力的行为是否遵守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基本法。究竟言之，这个共同的大前提就是爱祖国、爱香港（澳门）。

国家商务部、司法部、文化部等为实施CEPA协议均制定过规章或者发布过通知。[19]所谓尊重被监督机关，黄明涛认为，关键在于不是包办代替。

他们一般认为，港澳的所谓缔约权是高度自治权中行政管理权和立法权的延伸。特别行政区管治团队依法宣誓效忠基本法和特区。[52]对于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合理运用，不但能够推动大湾区规则体系尽快形成，也正是为经济特区及其立法体制赋予新时代意义的关键举措。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43] 参见曹旭东：《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港澳回归以来，宪法和基本法为特区的法治体系和价值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一方面，这当然是因为广东省以及深圳、珠海的地方政府并无自行向港澳出租土地之权。[7] 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载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46] See CACV 541,542 583/2019,[2020] HKCA 192.[47] 吴慧：《香港的缔约权以及条约在香港的法律地位》，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6期。就中央特区关系而言，最实质的法定权力是中央方面的宪法基本法解释权、对特区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权以及对特区政府的监督权。